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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中奏折》曝光始末:中國義士夜闖日本皇宮
作者:佚名  來源:不詳  發布時間:2008-4-24 14:23:46

《田中奏折》曝光始末:中國義士夜闖日本皇宮


  《田中奏折》是日本侵華的黑計劃,因而是日本政府的最高機密。如何將此奏折公之于眾,讓世人了解日本政府的狼子野心成了中國政府的當務之急。本文披露了這一鮮為人知的過程。   

  1929年2月,南京出版的《時事月報》刊出一條讓世人震驚的新聞:《驚心動魄之日本滿蒙積極政策——田中義一上日皇之奏章》。《田中義一上日皇之奏章》明確表示“過去的日俄戰爭實際上是中日戰爭,將來如欲控制中國,必須首先打倒美國勢力,這和日俄戰爭大同小異。如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倘若中國完全被我國征服,其他如小亞細亞、印度、南洋等地異服的民族必然會敬畏我國而向我投降,使全世界認識到亞洲是屬于我國的,而永遠不敢侵犯我國。這是明治大帝的遺策,也是我大日本帝國存立的必要大事……”該《奏章》全文6706字,分5大章節和1個附件,從軍事行動、經濟、鐵路、金融、機構設置等方方面面,對侵略行動作了詳細的安排部署,字字句句無不彰顯日本帝國主義武力侵吞中國及整個亞洲的狼于野心。

《田中義一上日皇之奏章》亦即歷史上所稱的《田中奏折》。

  《田中奏折》一經披露,立即引起了世界范圍的嘩然和震動,各國輿論紛紛表示驚訝和譴責,中國各地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示威游行,抗日浪潮席卷全國。

田中義一與“東方會議”

  田中義一,1861年出生于日本長州藩的一個士族家庭,從小深受長州軍閥山縣有朋的影響,具有瘋狂的侵華野心。1892年,他從日本陸軍大學畢業,先后參加過甲午中日戰爭與之后的日俄戰爭,從陸軍參謀逐步升為陸軍省軍務局長、參謀次長、陸軍大臣,軍銜晉升為陸軍大將,繼山縣有朋后成為日本陸軍長州軍閥的統帥與新一任巨魁,他長期從事侵華可行性的研究工作,熟讀《大清一統制》與《曾文正公全集》,有“中國通”之稱。從1913年開始,他公開赤裸裸鼓吹侵華,首先是割裂與霸占中國的東北地區——日方稱之為“滿洲”,宣稱:“大陸擴張乃我民族生存的首要條件”,日本政府“必須確定經營滿蒙的大方針”,將“滿蒙” 變成“世界上最昌盛的殖民地”。在日本軍部的支持下,1927年4月 20日,田中義一上臺組閣。在這屆政府中,田中義一除擔任首相外,還兼任外務大臣與拓殖大臣(即殖民大臣),親自掌管對外擴張事務。他任命主張“滿蒙第一主義”、積極鼓吹以“外科方案”解決“滿蒙問題”的強硬派侵略分子森格為外務省政務次官,分掌外交實權;他們與日本軍部的法西斯分子勾結密謀,策劃加緊侵略與分割中國東北的陰謀計劃。

  1927年,田中義一擔任首相不久,就主持召開了一個研究積極侵華政策的內閣會議——“東方會議”。會議由田中義一親自主持,由森格外務次官策劃與組織召開,日本駐中國東北、北京、天津、上海、漢口、南京等地的使領館要員與駐蒙特務機關首領,以及日本駐中國東北的關東軍長官、南滿鐵路總裁等參加了會議。這次歷時11天的會議是日本對華關系史上一次至關重要的侵略決策會議。會議的中心議題是制定“對華政策的根本方針”。會議確定以將“滿蒙”從中國分離出去為根本方針的日本國策。會議公開發布了一份《對華政策綱領》,這份文件措辭含蓄隱晦,但其基本內容與精神實質則是“征服滿蒙侵略中國”。

  東方會議”閉幕不久,1927年8月16日,日方又在其占領下的中國旅順、大連召開會議,研究落實“東方會議”所確定的侵華方針的具體步驟,調整對華外交工作,修正分離與侵占中國的整體系統計劃。1927年年底,田中義一首相將上述“東方會議”與大連會議的全部結果及其制定的侵華方針與計劃寫成奏折,上呈裕仁天皇。這就是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

炙手可熱的《奏折》與蔡、王英雄

  《田中奏折》上呈后,田中義一即拋出會議宣言,向世界宣稱:“中國內亂能波及滿蒙,紊亂治安。帝國因有特殊地位與權益,不論亂自何方,帝國決予以適當之處理。”

  田中義一的會議宣言拋出后,立即在世界范圍內引起極度震蕩。“這一宣言對世界各國猶如晴天霹靂,頗為震驚,都預料日本行將占領東北,然后用 ‘以戰養戰’方式,征服中國和南洋。因之各國情報人員到達東京一地者,即達二千余名之多,企圖偵察‘東方會議’及‘大連會議’的真實內容;東京警視廳為此增加外事警察三千名,嚴密監視,郵局稅關添員千余名,檢查郵件,并在海軍部內新設間諜速成學校,招募學生九百名,實施訓練。這時駐上海的英國記者已探知田中首相業已密奏日皇,決定武力并吞東北。世人對于田中密奏內容非常關注,因此奏折成為追求對象。其后外電又傳田中密奏已經蘇俄由日本外務省高官手中取得,代價三十萬日元。當時我外交部長王正廷對于田中密奏,當然也亟欲一知,秘密派員專赴東北哈爾濱,欲截購蘇俄買去之件,準備出價五十萬現洋。又傳美國也愿出款二十萬美元,志在必得,但結果都成泡影。”

成功獲取《田中奏折》的是這樣兩位英雄:蔡智堪、王家楨。

  蔡智堪,原藉臺灣苗粟縣人,1888年出生于日本一個華僑家庭,4歲時改姓山口,長大后在日本經商,開設“蔡豐源貿易行”,因經營得法,成為日本商界的巨富。但他雖身在異邦,卻心系中華,不忘祖國,時刻關心著中國的存亡興衰,為祖國的獨立進步、繁榮富強而盡心盡力。早在清末,他就加入了同盟會,以財力積極支持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反專制政府的民主革命活動。1915年袁世凱復辟帝制,他不惜錢財疏通日本警察當局,掩護蔡鍔將軍經日本返抵云南,發動討袁護國運動。上世紀二十年代,他應好友、革命黨元老李烈鈞等人的委托,密切關注日本的侵華政策動向,提供日本的各種情報。他與東北地方當局張作霖父子也建立了秘密聯系,多次將獲取的日本軍政情報密報給他們。在這同時,蔡智堪還以“山口”為筆名,在日本報刊上多次撰文,忠告日本朝野泯除侵華思想,修睦中日邦交。

  王家楨,黑龍江雙城人。北京大學肄業。1924年畢業于日本慶應大學經濟科。曾任張學良的外交秘書主任、國民黨政府外交部常務次長。 1930年為接收威海衛專使,次年任出席國際聯盟會議中國代表。后任外交委員會委員、國民參政會參政員。1945年出席舊金山聯合國成立大會,任中國代表團顧問。建國后,任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副研究員,第二至六屆全國政協委員。

  1928年6月4日,日本駐東北之關東軍制造了震驚中外的“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張作霖。田中政府又派出特使林權助對張學良威脅利誘,企圖阻止東北“易幟”與全中國統一。日本田中政府上臺一年多對中國野蠻的侵略行徑,引起了東北地方政府新上臺的領導人張學良的深深憂慮與不安。

  張學良是有愛國心的軍人。他在其父張作霖被炸死后,于1928年6月上旬化裝從北京回到沈陽。當時東北政局危急,日本關東軍虎視眈眈,張學良處境艱難。他審時度勢,很快決定了基本方針。他一方面為其父發喪,并宣布在沈陽戒嚴以穩定東北局勢,挫敗了日軍乘亂奪占東北的企圖;另一方面,他派人與南京國民政府談判言和,準備改旗易幟,歸順國民政府,實現全國統一,以對抗日本的壓力與粉碎日本分裂、吞并東北的陰謀。與此同時他撥出專款,派出各種人員,通過不同渠道,加緊搜集日本對華政策的情報,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千方百計、不惜一切代價獲取《田中奏折》的內容。

蔡智堪夜潛日本皇宮

  1928年6月的一天,蔡智堪正與中野正剛等人在私宅飲酒,家中下人接到從中國沈陽寄來的一個郵包。打開一看,竟是一塊大點心。中野十分喜歡中國口味,加上幾杯酒后興致正濃,于是,毫不見外地對蔡智堪說:“中國的大餅可否轉贈于我?”

  因為當時國內通常用郵寄食品的方式傳遞消息,蔡智堪機智地說:“此餅并未煎過,食之有害。”待飯后,蔡智堪送走了日本朋友,立即將這個來自沈陽的大餅切開,看見了一張紙條。這張紙條是時任東北外交委員會委員的王家楨的親筆手書,上寫:“英美方面傳說,田中首相奏章,對我頗有利害,宜速圖謀人手,用費多少不計。樹人。”“樹人”是王家楨的大號。

  當時,蔡智堪只知道田中決定武力攻占東北,尚不知田中在“東方會議”后,親自擬定奏章密呈裕仁天皇的事。蔡智堪知道這是日本的最高機密,絕對不容易拿到。由于蔡智堪已經加入日本籍,萬一事情敗露,肯定要付出生命代價。蔡智堪反復考慮,認為使用“間諜手段”風險太大,決定運用國民外交手段,利用日本民政黨和政友會的矛盾,通過民政黨人的幫助拿到田中奏折。

  于是,蔡智堪以私人身份,宴請前內務大臣、民政黨的床次竹二郎和田中內閣的外相永井柳太郎。床次和永井都是蔡智堪多年的老朋友,在金錢上也有往來。日本政黨黨首中許多人是很窮的,他們對外還要講排場,所以開銷很大。尤其是床次、永井以及內閣大臣牧野伸顯伯爵等人,他們不僅吸鴉片,而且還喜歡喝中國的五茄皮酒。蔡智堪經常請他們喝酒,并不時提供一些經濟資助,所以關系處得比較密切,說話也比較隨便。

  蔡智堪認為永井是最容易接近秘密奏折的,于是他先向永井提出,請永井幫助搞到《田中奏折》,在自己主辦的《日華》雜志上發表。沒想到此話一出,永井竟一口回絕。蔡智堪無奈又找機會和床次講了:民政黨要扳倒政友會,就應該揭發田中極力主張的武力占領東北的政策,這樣國內外都會向田中內閣施壓。

  床次說:“《田中奏折》對滿蒙固然利害,但是要想搞到它十分困難,容我再想想辦法。”幾天后,床次來見蔡智堪說:“皇道派元老認為,田中武力吞并滿蒙,將引起國內軍人的革命,危及萬世一系的天皇。元老們正為此事進退兩難。我將利用這個機會謀取奏折。”又過了幾天,床次來說:“牧野伸顯伯爵稱:中國政府如敢將《田中奏折》公表國際,元老們方可利用英美等國的輿論,阻止田中發動武力入侵。中國如能應允這一點,牧野密許你去抄寫。”蔡智堪立刻將此情況秘密函告王家楨。

  幾天后,王家楨以“王川”名字,電匯五千元,并有簡短電文:“病床費5000元奉返,其病如要至歐美醫治者,余擔保負責。”蔡智堪見到電文很高興,于是和床次拿著電文去見牧野伯爵,牧野看后也感到高興。他當即讓妻弟山下勇約妥皇室書庫官,夜間潛入抄寫《田中奏折》。

  后來,蔡智堪老人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寫到:“民十七年(1928)六月某日的一個夜間,11點50分鐘,我攜帶皇室書庫專用的黃色冊皮大小型三四十張、綠色繡線數團、銀錐三支、大小針一包,扮作一個補冊工人,執帶牧野伯爵交來的金盾圓形的‘皇居臨時通行牌’(編號七十二號),由山下勇領路,到達皇城。原來預定從‘西丸大手門’入宮,因皇室書庫便在這個門內;后來決定由‘紅葉山下御門’進入,因為‘西丸大手門’外‘斷足橋’很長,四面樹木不足遮掩。由‘紅葉山下御門’入門后,距皇室書庫約走五六分鐘,我進入書庫的時間是零時50分。”

  《田中奏折》是用日本內閣奏章專用的“西內紙”精繕而成,約六七十張,標簽上寫著“田中首相奏章”。蔡智堪將民政黨總裁專用的很薄的碳酸紙鋪在原件上,用鉛筆描寫。第二天夜里,還是同樣進入皇宮。經過兩夜的時間,終于將《田中奏折》全部抄完。

  為了盡快將如此重要的情報轉送國內,蔡智堪將抄寫的《田中奏折》秘密藏在皮箱的夾層里面,從東京親自護送回到沈陽。在小西關外王公館,他親手將《田中奏折》抄件交給王家楨。王見后大喜,立即將此送達張學良將軍。回來后,王家楨方為蔡智堪慶功洗塵。次日王家楨前往南京政府報告。蔡受命繼續監視日本方面的動靜,也隨即返回丁東京。

  田中奏折》是由王家楨翻譯成中文的,張學良立即讓王家楨到官銀號印刷所,用上等白紙印刷了兩百冊中譯本,立即呈送南京國民政府,并發給東北官員。因為是絕密文件,當時只有少數高級官員才能看到它。

  此時,恰逢“泛太平洋會議”在日本東京召開。日本代表在會議上大放厥詞,令出席會議的中國代表義憤填膺。民國政府決定在會上公布《田中奏折》,以揭露日本侵略擴張的陰謀。

  國民政府在得知日本百般抵賴的情形后,立即將《田中奏折》交給南京的《時事日報》,該報于1929年12月將《田中奏折》全文公諸于眾。《田中奏折》的公布不但震驚了中國,也轟動了全世界。

《奏折》披露之后

  《田中奏折》披露后,日本方面立即矢口否認,稱《田中奏折》是中國偽造的。一方面抓緊泄密追查,山下勇等28名皇室書庫官員全部遭到免職,蔡智堪也身陷囹圄,數百萬美元家產也被日本當局沒收。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才獲得自由返回臺灣省定居。

  1932年,經歷“九·一八”事變后的中國政府在國際聯盟大會上,控訴了日本當局的侵略行徑和野心,并舉出了《田中奏折》這一罪證,日本當局百般抵賴。然而1937年的“盧溝橋事變”和之后的太平洋戰爭全面爆發,無不印證了《田中奏折》陰謀企劃的全盤實現。

  1955年9月29日蔡智堪因病逝世于臺灣臺南,國民黨為其舉行隆重的追悼會,并由蔣介石頒發褒揚令。

 

來源: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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