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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內戰中的蘇聯坦克部隊
作者:佚名  來源:不詳  發布時間:2008-6-13 9:44:24

西班牙內戰中的蘇聯坦克部隊


  西班牙內戰中蘇聯坦克的使用是個有關軍事技術創新的潛力和帶來問題的令人感興趣的例子。作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第一次成規模使用裝甲力量的戰爭,西班牙內戰被一些觀察家認為為有關坦克的未來角色和坦克戰的爭論提供了有價值的經驗教訓;同時另一些人則質疑由于在西班牙使用的坦克規模太小,戰術簡單及西班牙內戰的特殊性,這些經驗教訓能否影響到主要的強國的軍隊。對于蘇聯紅軍來說,西班牙內戰的經驗對坦克技術的發展確實有一定的影響,但在戰術層面,許多教訓被忽視,歪曲或誤解了。

  面對德國和意大利向反叛的佛朗哥的“民族主義”軍隊提供軍事援助,斯大林決定向內戰中的共和國軍隊派出軍援。1936年9月,第一批坦克和坦克專家乘船開赴西班牙。貨船Komsomol號于1936年10月12日抵達卡塔赫那港,運來了50輛T-26輕型坦克和51名“志愿”的坦克專家(由于蘇聯參加了“不干涉委員會”Non-Intervention Committee,因此稱志愿者)。同時,馬德里蘇聯使館的武官符拉基米爾·戈列夫上校(Kombrig Vladimir Gorev,當時的蘇軍沒有采用傳統的軍銜,而是用與職務相關的名稱,Kombrig大致相當于上校),安排在離卡塔赫那港約90公里的穆爾西亞省的阿爾切納(Archena)建立了一個訓練中心。蘇聯政府并不打算為派到西班牙的坦克配備蘇聯乘員,而是訓練西班牙人來操作它們。在內戰的許多時間里,阿爾切納一直都是共和國軍坦克部隊的訓練和技術中心。

  T-26輕型坦克是當時紅軍的標準步兵坦克,并且是二次大戰前生產最多的蘇聯坦克。實際上,她的產量比30年代世界上其他所有坦克的總和還要多。T-26是許可證生產的英國維克斯6噸輕型坦克的翻版,但炮塔和火炮為蘇聯設計。蘇聯紅軍和當時的一般歐洲國家的做法一樣,同時使用數種用于特定目的的坦克。速度較慢的T-26坦克用來為紅軍步兵師提供支援,而BT-5“快速坦克”則打算用于騎兵部隊及縱深突破,很象同時代的英國巡洋坦克。由于戰爭的特性,T-26是戰爭期間送往西班牙的坦克的主要型號,占總共331輛中的281輛。T-26用于支援步兵并不理想。她裝甲薄,在當時的反坦克炮面前顯得很脆弱。相反,更新一代的步兵坦克,如法國的雷諾R-35和英國的“馬蒂爾達”I型的裝甲防護要好得多。但T-26在火力上占優勢,裝備了一門45毫米兩用炮,比同時代的英法步兵坦克的武器更加有效多用。

  最初在阿爾切納的訓練計劃由塞門·M·克里沃申上校( Semen M. Krivoshein)負責。雖然最初計劃僅限于使用蘇聯人員進行教練,但10月底,馬德里附近的共和國軍的形勢非常糟糕,以致蘇聯武官V. 戈列夫批準從阿爾切納的人員中組成一些臨時的戰斗編隊前去加強馬德里前線。至少三個小型的戰斗群被派到前線,一個由A·諾瓦克上尉(Komrot A. Novak)指揮,包括6輛BA-3裝甲汽車和7輛T-26坦克,一個由比亞坎薩斯(P. Villakansas)少校指揮的西班牙坦克排,還有一個由保爾·阿爾曼少校(Kombat Paul Arman)指揮的加強連規模的編隊。前面兩個編隊于1936年10月27日晚投入戰斗,但作用有限。共和國軍的坦克部隊的首次有效的戰斗是在10月29日早晨,由Arman的部分成軍的第1坦克營進行。 

  阿爾曼是個活躍的拉托維亞人,俄國內戰起就在布爾什維克的隊伍中服役,接著作為一個間諜進入拉托維亞陸軍直到1926年回到蘇聯紅軍。完成紅軍的軍官課程后,來西班牙前在一個BT快速坦克團里擔任連長。阿爾曼被挑選出擔任第一個訓練群的頭兒,因為與大部分紅軍軍官不同,他會說幾種西歐語言。阿爾曼挑選了最好的蘇聯乘員,與一些新的西班牙乘員混合,總共34名蘇聯人和11個西班牙人。在與前線的一名西班牙將軍的談話中,據稱阿爾曼妙語生花:“形勢并沒有那么絕望。他們有15000士兵,我們有15輛坦克,因此力量是相等的!”1936年10月29日早晨,阿爾曼的連被派去支援由Lister旅和Bueno旅發動的對Sesena村的意大利和民族主義軍隊的步兵進攻,該地位于馬德里南方的要道。

  對Sesena村的進攻顯露出在西班牙的條件下坦克的戰術運用的問題和潛力。西班牙步兵沒有受過與坦克協同的訓練,而阿爾曼也沒有耐心等待步兵。因此他命令沒有步兵伴隨的坦克前進。他的15輛坦克中的3輛,馬上在進村的路上被地雷炸壞,這是全新的經歷,因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反坦克地雷很少。躲過村西郊的民族主義軍的野戰炮連陣地后,阿爾曼迫近攻擊村里的民族主義軍的主陣地。在街道的戰斗中,他的一輛坦克被裝汽油的燃燒瓶摧毀,這是“莫洛托夫雞尾酒瓶”在西班牙首次用于戰斗。在向村里的民族主義軍射擊后,阿爾曼帶領他的連向東沖出村子,試圖從后面進攻。在越過一個野戰炮連陣地后,T-26坦克遭遇了3輛民族主義軍第1坦克連的CV 3/35超輕型坦克,這些小車僅裝備了機槍,它們對阿爾曼的反擊因此也是毫無希望的。一輛CV 3/35在近距離被坦克炮摧毀,另一輛被大得多的T-26推到溝里翻了個個。到了中午,阿爾曼的坦克群穿過了Esquivias村,向南到Borax,轉了個圈,最后停在Sesena村東南郊的一處小樹林里。經過休息,坦克群再度進攻村里的民族主義軍,這次是從敵人的戰線后,并從西南沖出村子,與共和國軍會和。在襲擊中,他的坦克有三輛被“莫洛托夫雞尾酒瓶”和炮火擊毀,還有三輛受損,人員方面,4名蘇聯人和4名西班牙人陣亡,6人負傷。阿爾曼聲稱他的坦克群摧毀了敵人兩個步兵營和兩個騎兵中隊,10門75毫米野戰炮,2輛超輕型坦克,20-30輛卡車,5-8輛汽車,一些坦克運輸車并繳獲兩門野戰炮。盡管阿爾曼的襲擊對于苦惱的共和國軍有著心理上的提升,但總的反擊(坦克群是其一部分)卻由于沒有計劃中的坦克支援步兵未能沖進村里而失敗了。Sesena村的步坦間的缺乏協同在西班牙的戰爭中很有典型性。 

  在圍繞Sesena村的幾天戰斗后,分散的共和國軍坦克編隊統一編成由克里沃申上校指揮的Aranjuez群,有48輛坦克和9輛裝甲汽車。但并沒有集中使用裝甲部隊,阿爾曼的連再次被派去支援Lister旅,克里沃申的其他部隊則掩護共和國軍主力撤回馬德里。共和國軍無力阻止民族主義軍的屠殺,盡管克里沃申的分散的裝甲部隊的表現得到了普遍的贊揚。Aranjuez群參加了1936年11月4-5日的貝拉斯科的特雷洪(Torrejon de Velasco)和巴爾德莫羅的戰斗,1936年11月13日在Cerro de los Angeles郊區的反擊以及12月中在馬德里的連續不斷的戰斗。

  戰前的西班牙陸軍有兩個坦克團:第1坦克團駐馬德里,第2坦克團在薩拉戈薩。大部分第1坦克團的軍人站在共和國一邊,他們老舊的一戰時的法國雷諾FT坦克整合成一個連,由D·珀哥丁(D. Pogodin)指揮,在馬德里戰斗中支援克里沃申的坦克部隊。 

  在馬德里的蘇聯顧問團給莫斯科送去了如下的評價:“阿爾曼的坦克群創造了真正的奇跡。完全可以肯定如果在馬德里的第一階段的防御中沒有戰斗機群和阿爾曼的坦克,城市的防御將是災難性的局面。無法確切完整地描繪坦克兵的英雄主義,他們防止了步兵的潰退,他們總是在最前面,他們單獨與敵炮兵連作戰,他們破壞了敵人的作戰計劃。他們最大程度地發揮坦克技術的優勢,堪稱典范,他們從不拒絕或質疑指派的任務。坦克戰斗一整天,晚上回到支援基地修理車輛,第二天早晨又重返戰場。阿爾曼的坦克群的所有人員的表現清晰地展現出英雄主義的最好例子以及我們的人的機智。”

  到了1936年12月中馬德里被圍時,克里沃申的小小的裝甲部隊大部耗盡,不僅由于戰斗傷亡,還因為坦克自身的機械損耗。三十年代的坦克沒有二戰時的那么結實強健。T-26輕型坦克在150摩托小時后就需要到地區修理站進行中級檢修,每600摩托小時要進工廠檢修。當時的劣質汽油常導致發動機結焦,火花塞結垢,或其他使坦克不能動彈的問題。履帶和履帶銷在行駛500英里后就快磨損壞了;側離合損耗嚴重,在艱苦的越野行駛時動力傳動系統逐漸被震離原位。在保衛馬德里的孤注一擲的戰斗中,阿爾曼的連到12月中共積累了超過800戰斗小時,遠超過條令,這使許多坦克無法再使用。克里沃申的其他單位也沒有好到那里,經驗不足的西班牙車組人員不能進行戰場修理,他們對坦克駕駛的不熟悉導致經常性的離合器和傳動系統的故障。在馬德里地區沒有現成的維修設施,而零備件幾乎沒有。克里沃申的坦克部隊在直接支援保衛馬德里的共和國軍的任務取得了成功,但已經不可能在以后的戰斗中再使用這支部隊了。

  1936年秋的坦克戰斗的直接教訓主要是有關如何使部隊保持戰斗狀態的技術方面的問題。紅軍還沒有進行過離開和平時期訓練基地的較長時間的坦克作戰,因此西班牙的戰斗經驗令從一戰起就困擾于日常技術問題的坦克兵們眼界大開。實際上,直到1932-1933年,紅軍只有很少量的坦克和卡車,其坦克力量的擴張及依賴于準備不足的應征士兵超過了其維持一支高質量的技術專家骨干隊伍的能力。還有從第一次戰斗就表明,坦克部隊不能夠不間斷地使用,象步兵一樣夜以繼日,必須小心節省只用于最重要的任務。 

  新的西班牙坦克乘員的狀況令人沮喪,按紅軍的慣例一般安排資歷較淺的乘員擔任駕駛,因此沒有經驗的西班牙人就成了駕駛員,這導致不正常的高故障率,迫使克里沃申的部隊重新安排車組人員的分工,車長常常充任駕駛員以使坦克運轉起來。但這嚴重影響了坦克的戰斗力因為在分開的駕駛艙里的有經驗的蘇聯坦克手無法指揮坦克及炮手射擊。為了延長坦克的壽命,當部隊必須運動超過幾公里時,蘇聯坦克部隊開始使用火車或重型卡車來運輸坦克。這是從西班牙陸軍那兒學來的技術,后者使用法國雷諾FT坦克并采用了法國的這一做法,這與蘇聯的顯然不同。

  早期戰斗有關戰術方面的經驗很少。坦克和它們用來支援的步兵的協同非常之差。作戰前沒有進行過坦克和步兵的合作戰術的訓練。坦克連也很少有與同一個步兵單位一起超過幾天,因此無從積累經驗。當時,由于戰況的緊急及裝備的糟糕的技術狀況,這并沒有被當做一個急迫的問題。共和國軍無法將坦克部隊從戰斗中抽出進行協同的訓練,而克里沃申所部也不愿把珍貴的摩托小時用于與西班牙步兵的訓練。1937年1月,克里沃申和阿爾曼被召回莫斯科休養并向紅軍高級領導人匯報。 

  由于意大利和德國明顯地違反不干涉政策向佛朗哥軍隊派去更多的軍隊和武器,斯大林決定加強其在西班牙的分譴隊。當保衛馬德里的戰斗在繼續時,第二批約200名蘇聯坦克手和坦克專家乘輪船Chicherin號于1936年11月26日抵達。這是來自駐舊多洛加(Stara Doroga)的白俄羅斯軍區的第4獨立(輕型)坦克旅的骨干隊伍,由D·G·帕甫洛夫上校(Kombrig D. G. Pavlov)指揮。準備在阿切納訓練營用這些組成第1裝甲旅(1.a Brigada Blindada)。該單位的較大規模并不表明在西班牙的蘇聯顧問團計劃指揮集中使用坦克部隊的大規模行動。紅軍的輕型坦克旅只是用來為合成兵種部隊或步兵部隊提供支援,其編組允許在作戰時將單獨的坦克營配置給步兵師。但是,旅的結構包含一個比克里沃申的部隊更復雜完備的后勤系統,這將有助于解決困擾在西班牙的第一批蘇聯坦克部隊的嚴重的車輛維護問題。帕夫洛夫在西班牙的旅只有紅軍標準的輕型坦克旅的約三分之一規模,名義上有96輛坦克,但在整個冬天和春天的戰斗中很少有超過60輛。以克里沃申部為例,由于沒有足夠的蘇聯乘員,只能使用西班牙人員。這通常意味著:蘇聯駕駛員,連排長,和西班牙的炮塔人員。在西班牙戰爭中總共有351名蘇聯坦克手,但從可得到的部隊記錄,總數在任何 時期都不超過160人,通常不超過100人。帕夫洛夫的旅吸收了克里沃申剩余的部隊,他們組成了第1坦克營。

  帕甫洛夫部分建成的旅于1937年1月初被急急投入戰斗,手頭只有47輛坦克。裝備最好的是新成立的由Kombat M. P. Petrov指揮的第2坦克營。作戰意圖是為于1937年1月11日在馬德里西部前線從拉斯羅薩斯(Las Rosas)向Majadahonda進攻的第12和14國際旅提供支持。攻擊開始時并沒有得到計劃中的炮兵或空中支援。與先前和西班牙軍隊的協同相反,與國際旅步兵的合作在某種程度上更加成功。坦克在突破以加固的石屋為基礎的防線時卓有成效。但是,在最初的防線被坦克和步兵突破后,步兵便無法跟上坦克,彼此分離。坦克部隊可以更深地穿透民族主義軍的陣地,但就如同阿爾曼先前的戰斗所表明的,沒有伴隨步兵的深入是沒有效果的。在三天的戰斗中,該部損失了5輛坦克,主要被敵人的反坦克炮擊毀。當蘇聯人對共和國政府的援助增加的同時,德意也在增加對民族主義軍的支援。共和國軍坦克的天敵是德國37毫米PAK36反坦克炮,而意大利的47毫米步兵炮有時也取得戰果。

  Majadahonda攻勢馬上結束了,而民族主義軍將他們對馬德里進攻的焦點轉到了沿哈拉馬(Jarama)河的東南部戰線。帕甫洛夫的坦克穿過城市,被運到新的戰線,并被打散成小的連級分遣隊加強到共和國軍的戰線中。就象法國人在一戰時發現的那樣,坦克的存在對士氣低落的步兵有一種很強的心理上的加強,整個馬德里防線都強烈要求坦克支援。盡管在近幾周的戰斗中蒙受損失,隨著坦克乘員的增加及更多戰損坦克的修復,坦克旅的實力增加到60輛坦克。在帕甫洛夫的分散到各部的坦克部隊的支持下,共和國軍甚至轉入了反攻。 

  蘇聯顧問團給莫斯科的報告并沒有肯定有關哈拉馬河的作戰行動。在進攻中,步坦協同非常差。戰場上民族主義軍的37毫米反坦克炮更多,結果共和國軍坦克損失嚴重,有時接近35-40%。地形并不利于展開大的編隊,少有超過連級10輛的規模。但還是取得了一些成功。1937年2月14日,該旅更集中地使用兵力,在與第24步兵旅一起發起的反擊中,壓倒了一支民族主義軍的主力部隊,使之死傷約一千人。二月底,帕甫洛夫旅再度集中兵力支援國際旅進攻Pingarron。光2月27日一天,坦克旅就對民族主義軍陣地發起了5次攻擊,但遭反坦克炮打擊,損失慘重。民族主義軍炮兵一次就摧毀了8輛坦克,以致蘇聯炮兵專家庫里克(Komkor G. I. Kulik)不無諷刺地評論道,反坦克炮可以橫掃戰場上的坦克,就如同機槍掃倒步兵。

  3月,前線又一次移動,這一次是馬德里的北方,意大利人在瓜達拉哈拉開始了進攻。帕甫洛夫旅又一次被召救火,被運到新的戰場。在戰役的初始階段,帕甫洛夫旅被用于防御,抵擋意軍的主攻。1937年3月13日,少數坦克間的戰斗中的一次發生了,共和國軍的T-26坦克在Trijueque附近向一個意大利CV.3/35坦克連開火,擊毀5輛,重創另2輛。還有許多與意軍的小規模遭遇,意大利坦克兵很快就不敢與有T-26坦克支持的共和國軍后衛部隊接觸了。當意大利“志愿軍”(CTV)的進攻衰竭后,共和國軍以帕甫洛夫的坦克為先導轉入反攻。3月18日,三個共和國軍步兵旅在坦克支援下擊潰了意軍先頭部隊,奪取了Brihuega城。當天戰斗結束時,帕甫洛夫旅遭到非常大的損失(敵人火力及機械故障),瓜達拉哈拉戰斗開始時該旅有60輛坦克,此時僅能派出9輛追擊撤退的意軍。共和國軍沒有足夠的坦克支援,無法擴大他們的勝利。 

  1937年3月,帕甫洛夫的部隊得到了很大的裝備和人力的加強,兩艘運輸船從蘇聯運來100輛嶄新的T-26坦克。這幾乎相當于蘇聯介入以來提供的坦克的總和。最大的問題是要訓練足夠的西班牙坦克兵來使用它們。許多蘇聯軍官對西班牙坦克手很不看好,于是從評價好得多的國際旅中征招新兵。因為西班牙的訓練條件使受訓人數有限,這些外國志愿者便被送到蘇聯的高爾基的坦克學校。第一批完成學習的分隊回到西班牙正趕上參加1937年夏的布魯內特(Brunete)戰役。

  5月底,帕甫洛夫將坦克旅的指揮權交給魯多夫特上校(Kombrig Rudoft),6月與其他一些主要的在西班牙的蘇聯顧問回到莫斯科向斯大林和軍事委員會匯報。由于1937年春新坦克的大量涌入,將在西班牙的坦克營數量由3個增加到4個成為可能。這些新的單位,以及其他戰線對坦克支援的迫切需要,使當局決定在37年春夏新建3個裝甲旅。與第1裝甲旅不同,這些新的旅只有一個坦克營,還有兩個當地制造的裝甲汽車營。人員全是西班牙人,他們的火力和機動性都不如第1裝甲旅,且直到1937年晚些時候才具備作戰能力。

  運到西班牙的蘇聯坦克

  到達日期 運載船只 數量 類型

  36年10月12日 Komsomol 50輛T-26 輕型坦克

  36年11月25日 Cabo Palos 37輛T-26 輕型坦克

  36年11月30日 Marc Caribo 19輛T-26 輕型坦克

  37年3月6日 Cabo Santo Tomas 60輛T-26 輕型坦克

  37年3月8日 Darro 40輛T-26 輕型坦克

  37年5月7日 Cabo Palos 50輛T-26 輕型坦克

  37年8月10日 Cabo San Agustin 50輛BT-5 快速坦克

  38年3月13日 Gravelines 25輛T-26 輕型坦克

  到了布魯內特攻勢時,第1裝甲旅的力量已經提升到三個坦克營的滿編水平,還有新建營的約30輛坦克作為后備。這使得共和國軍的裝甲力量達到129輛T-26坦克及43輛BA-3和FAI裝甲車。根據進攻計劃,第1和第4營的70輛坦克和20輛裝甲車將用來支援第5軍和第18軍的主攻(每個軍配1個坦克營),而第2營以30輛坦克和10輛裝甲車支援在馬德里東南由第2暫編軍單獨發動的的進攻。 

  布魯內特攻勢試圖以一次全面進攻解救馬德里,從首都的西部到東南部展開,誘捕在馬德里南邊要道上的民族主義軍。7月6日,第18軍在加拿大新鎮(Villanueva de la Canada)的進攻開局糟糕。坦克營越過一片開闊地,后面跟隨著第34師的步兵。但在離城500-600米處,坦克被民族主義軍兩門隱蔽很好的反坦克炮和兩門野炮所阻。請求了炮兵和空中支援。但接著的4次進攻也沒有能夠消除城里的抵抗。兩門德制37毫米炮中的一門布置在教堂的尖塔里,擊毀了一打坦克。城鎮最后被第15師攻克,但第18軍在第一天沒有達到預定的目標。雖然第5軍要順利一些,但也沒有達到主要的目的。在接下來的幾天里,坦克被用來支援一系列較小的就近的進攻,但大都沒能拔除得到加強的民族主義軍陣地。即使算上后備坦克營,到了7月11日,在布魯內特地域的第1裝甲旅減少到只有38輛坦克,全部用來支援第5軍。1937年7月18日,民族主義軍轉入進攻疲憊不堪,士氣低落的共和國軍。但也無法攻克共和國軍陣地,月底,戰役以僵局結束。

  由于媒體的大量報道,布魯內特比其他西班牙內戰中的坦克作戰吸引了更多的西方軍事分析家。坦克在敵反坦克炮火中無法前進的事實被許多人引用,作為坦克在戰爭中無法保持機動能力的證據。甚至著名的英國坦克倡導者利德爾·哈特也因為西班牙的經驗產生了疑問。但對另外一些觀察家來說,(在西班牙)坦克運用不當,且質疑是否能夠從西班牙得到許多的有用的經驗教訓。英國坦克倡導者J.F.C.富勒少將評論道:“戰斗不是用陳詞濫調和利德爾·哈特主義打贏的。”他不同意大部分報紙關于裝甲的評論,而將坦克在西班牙的不佳表現歸因于戰術的缺乏。俄國人對布魯內特戰役的教訓的評價甚少關注坦克作戰而集中在共和國軍步兵的低素質,不能持續地與坦克和炮兵有效協同,以及炮兵在協助進攻作戰時缺乏靈活性。評論還指出主攻發起地域敵方的反坦克炮和炮兵密度異常高,每公里有26.6門炮,而戰線平均為13.8門/公里。 

  最后的增援

  國際坦克團是最后一個部署到西班牙的蘇聯坦克單位。到1937年夏,蘇聯運到西班牙裝備各營共256輛T-26坦克。最后一批50輛是BT-5快速坦克。與T-26輕型坦克相反,BT-5快速坦克設計用于縱深突破作戰,而非步兵密切支援。它們是許可生產的美國克里斯蒂坦克的翻版,但炮塔和火炮為蘇聯設計,且與T-26的一樣。它們被蘇聯顧問認為是在西班牙的最現代化和最好的坦克,在37年夏末秋初一直儲備著,等待時機發揮最大的效能。帕甫洛夫的第1裝甲旅是為近距步兵支援而訓練并裝備起來的,而康德里亞切夫(Kondryatev)的單位則是從蘇聯的第一個機械化編隊——駐納羅福明斯克的第5卡里諾夫斯基(Kalinovskiy)機械化軍中成立的,該部是圖哈切夫斯基的縱深突破作戰試驗的樣板部隊。在紅軍部署到西班牙的其他部隊中,蘇聯乘員只占團的人員中的一小部分。但是,國際坦克團得到了西班牙受訓人員及1937年春派到高爾基的蘇聯坦克學校的國際旅人員中的精華。該單位的訓練,盡管優于其他共和國軍坦克部隊,但還遠沒有完成。為了保持裝備的良好的機械狀況,訓練僅限于靜態的練習,而沒有機會進行排,連級的野外訓練。對于許多在西班牙的蘇聯顧問來說,國際坦克團是顯示現代戰場上坦克威力的最后也是最好的機會。這一期望將被1937年秋的薩拉戈薩戰役所粉碎。

  從37年8月起,北方的共和國軍就在阿拉貢地區與民族主義軍作戰,最后于9月6日奪取了貝爾奇特城。10月初,計劃對在通往薩拉戈薩的路上的豐特斯·德·埃布羅發動攻勢。直接的目標是奪取該城,但希望通過使用國際坦克團能夠突破到薩拉戈薩。對城市的進攻將由Karol (Walter) Swierczewski將軍的第35師進行,該師由第11和15國際旅組成。使用坦克部隊的準備既粗心又不足。國際坦克團于進攻前一晚23:00接到命令,并于當晚急行軍50公里到達集結地域。到達并在前線附近加油后,在進攻前兩小時才得知坦克要搭載步兵攻擊。這個決定遭到蘇聯顧問及坦克團軍官的反對,認為這樣步兵太危險了。BT-5坦克并不很適合搭載步兵,戰前也沒有做過這樣的試驗。雖然準備搭載坦克的第15國際旅的步兵被認為是很好的部隊,但伴隨進攻的則是因拒絕離開戰壕而聲名狼藉的步兵第120旅。沒有步兵預備隊。計劃制定的非常匆忙,團部參謀人員甚至沒有時間進行戰場偵察。西班牙指揮部也沒有提供足夠的作戰地區的細節及可能的民族主義軍的反坦克防御情況,并認為這些屬于“瑣碎而不重要的”。這后來被證明對于行動是致命的。實際上幾乎沒有炮火準備,因為配給的兩個毫無價值的炮兵連僅裝備著幾星期前繳獲的75毫米炮,彈藥極少。有一個T-26坦克營計劃用于臨近的一個地域,但沒能按時到達參加最初的進攻。 

  進攻于中午稍后開始。國際坦克團的48輛坦克以齊射拉開攻擊的序幕,然后高速出擊,“如同一列特快列車”,西班牙步兵則攀在坦克的兩側。在進攻的喧鬧塵囂中,許多步兵從坦克上摔下,一些被其他坦克撞倒或碾過。穿越友軍的戰壕比預想的更加麻煩,共和國軍步兵事先并沒有得通知,混亂中坦克和步兵時有交火。通過友軍戰壕后,坦克繼續向前沖,卻突然發現友軍陣地在一個比下面平地高三四米的高地上。沖刺的坦克急忙剎車,以找出通向低地的道路。更令人沮喪的是,敵軍陣地前是一片惱人的干蔗地,并且溝壑縱橫交錯。坦克繼續沖擊,但在蔗叢和浸滿水的土地里陷入困境。它們開始遭到民族主義軍的野戰炮及臨近建筑物里的反坦克炮的攻擊。進攻由于地形而無法繼續,也沒有足夠的跟進的步兵鞏固占領的陣地。當彈藥耗盡后,坦克開始慢慢地退回出發地,沒有統一的指揮和控制,留下了那些陷于泥濘的坦克。坦克加滿彈藥后奉命返回救援滯留的坦克。作為替換,一個原定用于最先進攻的T-26坦克營在一些步兵支援下出發了。奪回滯留的坦克的行動又付出了80人的代價。總共,國際坦克團在進攻中損失了48輛坦克中的19輛,還有幾輛受傷,三分之一的坦克乘員陣亡或負傷。

  團里的一名美國坦克兵在進攻后簡短地寫道:“西班牙充滿了勇氣和英雄主義,西班牙人并不缺少這些。他們需要的是戰術。就戰術來說,10月13日,BT坦克團是完全缺乏的。”在給莫斯科的報告中,第35步兵師的指揮官并沒有把責任歸與康德里亞切夫及所部,而是公平地指責了北方集團軍的指揮官。當時“大清洗”正如火如荼,在戰場的蘇聯軍官們無疑認為為自己在這場慘敗中的表現辯解是聰明之舉。1937年10月13日下午的小規模戰斗無疑是整個內戰中記載最好最詳盡的,有近一百頁的陳述送到莫斯科,有團長的,他的助手的,連長的,甚至幾個坦克乘員的。由于他們的證詞,康德里亞切夫免于被指控,但不同于其他主要的西班牙內戰的蘇聯指揮官,他沒有獲得“蘇聯英雄”的獎章。康德里亞切夫在后來的特魯埃爾(Teruel)戰役時負重傷。對BT坦克的殷殷期望被戰爭的現實所粉碎。

  1937年10月13日在豐特斯·德·埃布羅的慘敗是在西班牙的蘇聯坦克部隊的“天鵝之歌”。在蘇聯坦克手繼續擔任顧問的同時,數量在持續減少,到了1937年底,坦克部隊大部分都是西班牙人了。在國際坦克團的50輛BT-5之后,蘇聯停止了運送大批的坦克。1937年10月,共和國坦克部隊的首腦,桑切斯·佩拉雷斯(Sanchez Perales)上校,開始對坦克部隊進行重組整合。四個裝甲旅,一個坦克團及各較小的單位被編成兩個裝甲師。這些裝甲師不能與二戰時的相提并論,因為它們不是多兵種合成的,缺少作為有機組成部分的步兵或炮兵,規模更小。當蘇聯的坦克輸入于1938年結束后,共和國軍試圖通過本地生產來彌補裝備短缺。從1926年起有一種稱為Trubia的本地設計的坦克在小規模生產,但這是種古怪的設計,并非很成功。作為替代,大量的汽車和卡車被臨時改裝成裝甲車,使用鍋爐鋼板和非硬化鋼板。其中有些非常專業,如那些在巴倫西亞制造的,但許多是機動性很差的粗糙的奇異裝置,少有真正的裝甲防護,火力極差。結果,在1938年5月,共和國軍裝甲部隊共有176輛坦克和285輛裝甲車,而到11月,則有126輛坦克和291輛裝甲車。隨著坦克存量由于戰斗和機械磨損而日漸減少,裝甲部隊越來越成為一支依賴道路的以臨時改裝的裝甲車為主的部隊。除了從波蘭購得一打過時的雷諾FT坦克,共和國軍沒有能夠從其他渠道得到任何坦克。

  蘇聯坦克兵參加的最后一個主要的戰役是從1937年12月15日到翌年1月22日的在特魯埃爾的激烈戰斗。投入了第一個新成立的裝甲師,由兩個T-26坦克營,國際坦克團的剩余部分及其他支援單位組成。共有104輛坦克參加了行動,占當時共和國軍坦克力量的大部。該師并沒有被作為一個整體使用,甚至沒有這樣的打算。相反,各營被派去支援各個進攻。戰斗發生在非常困難的條件下——極冷的天氣,大雪,糟糕的路面,多山的鄉村地形。坦克部隊的努力得到了他們支援的步兵的贊揚。特魯埃爾戰役甚少引起關注,但蘇聯紅軍卻仔細地進行了研究。該戰役最引人注目的是坦克部隊終于能夠正常運作了。到了1937年末,坦克已經超過了它們的預期機械壽命,但坦克部隊卻能夠每日基本保持較高比例的坦克的完備性,并且在如此不利條件下,損失也很小——共24輛,其中7輛被民族主義軍繳獲。共有63輛坦克(超過總數一半)需要中修或大修,這些由本部隊在戰場完成。這是個了不起的成就,反映出西班牙坦克兵,維修單位及西班牙工業提供的支援體系的日益提高的技術。這一遺產使西班牙坦克部隊能夠在1938年的余下的日子里保持規模及作戰潛力,盡管蘇聯切斷了技術援助。

  西班牙內戰的教訓

  一名英國武官在西班牙內戰期間警告說:“在從這場戰爭中推導出一般性的教訓時必須非常小心,一點點技巧,就可能被用來‘證明’任何先入之理論。”顯然在有關現代戰場上坦克作用的經驗教訓方面,有著大量不同的評價。那些已經將坦克作為進攻的陸軍,如德國國防軍,繼續他們的計劃,盡管他們的坦克在西班牙表現差勁。國防軍并不相信訓練很差的外國坦克兵操作小規模的坦克編隊用來支援同樣訓練很差的民軍部隊是大規模裝甲部隊的作戰潛力的精確反映。其他國家的陸軍在西班牙內戰后對坦克的未來沒有那么樂觀,而另外一些國家則根本忽視這個問題。對于大多數陸軍,西班牙內戰帶來的更多的是爭論而非對裝甲戰爭的洞察。 

  在評價西班牙經驗對紅軍的影響之前,有必要了解當時紅軍高級領導人所受的劫難。1937年6月,在西班牙的布魯內特戰役前不久,斯大林以逮捕米哈伊爾·圖哈切夫斯基及一些其他高級軍事領導人開始了清洗。這些破壞性的清洗的理由引起爭議但其后果不僅毀了這些將領還有“他們的策略和權威”。圖哈切夫斯基是紅軍的龐大的裝甲部隊的主要建筑師和縱深進攻作戰信條的倡議者。他的被處決,及其他與這些計劃相關的軍官如“汽車-裝甲坦克總局”(Auto-Armor Directorate)的頭I·哈列普斯基(I. Khalepskiy)的被處決,結束了任何有關蘇聯裝甲部隊未來的討論。與處決紅軍中裝甲戰的倡導者同時進行的還有對坦克設計局的清洗,處決了在西班牙使用過的T-26和BT-5坦克的設計隊伍。甚而,許多西班牙內戰老兵也被懷疑為托派分子而遭處決,包括馬德里保衛戰中的關鍵人物武官戈列夫。在這樣一種妄想狂似的懷疑氣氛中,公開發表對坦克戰或坦克技術的前景的看法很可能是要付出生命代價的。

  1936年,紅軍頒布了一套新的戰場條令,PU-36。為了用西班牙的經驗豐富和修正戰場條令,紅軍的情報委員會不僅從西班牙戰場收集數據,還責成一些部隊指揮員比較他們理解的條令和戰場得到的經驗。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系統進行此項任務的是國際坦克團,1936年8月成立,指揮員為S·I·康德里亞切夫上校(Kombrig S. I. Kondryatev)。PU-36的部分問題是它只提出了坦克作戰的最寬泛的指導原則,沒有預見到坦克部隊在戰斗中將遇到的實際的各種困難。紅軍擁有在西班牙的有關坦克作戰的豐富詳盡的報告和研究。總體上,這些研究注意到使用裝甲部隊面臨的許多困難。但同時,它們也適當提到了當地的不利條件,及在許多戰斗中坦克對鼓舞表現差勁的共和國軍步兵的重要貢獻。共和國軍坦克手的很差的訓練水平,尤其是在1936-37年的戰斗中表現出來的,經常被提到。作為吸取西班牙戰場經驗的結果,紅軍總參謀部開始準備一系列報告以在坦克戰術方面補充PU-36。 

  在西班牙,最棘手的戰術問題是步坦的協同。在大多數情況下,這被證明即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困難重重的。許多共和國軍步兵部隊士氣低落,缺少實戰訓練,拒絕伴隨坦克作戰。甚至通常強大的國際旅也覺得與坦克協同作戰很困難。很少甚至沒有這樣的協同訓練或指導,不論對坦克部隊,還是步兵部隊。沒有現成的步坦間聯絡的程序,也沒有有效的戰術電臺。步兵的較慢的步速與越野時快得多的坦克速度也是一個問題,因為一接火,坦克兵總試圖利用速度來避免被民族主義軍的反坦克炮和野戰炮擊中。結果,步兵和支援他們的坦克經常分離。坦克兵希望步兵能夠協助發現隱蔽的反坦克炮。但即使步兵發現定位了反坦克炮,也沒有可靠的手段將信息傳遞給坦克兵。

  訓練水平較差的俄/西混合車組并沒有產生多少戰術上的創新。例如,使用一些坦克作為了望哨以對付反坦克炮,或用火炮或迫擊炮發射煙霧以保護坦克這樣的舉措很少甚至就沒有嘗試過。西班牙的作戰實踐使紅軍放棄了坦克行進間射擊因為這既無實效又浪費彈藥。這是一個重要的戰術上的變化,同期的德軍也在這樣做。但是沒有西班牙經驗的英國陸軍卻繼續這一做法,在二戰的早期戰斗中產生了不利的影響。

  戰場上坦克間的協同被證明比預想的困難得多。紅軍的坦克每三輛中只有一輛裝備無線電臺,一般分配給連,營長座車有時包括排長車。電臺極易損壞,坦克運動時基本無法使用,因為運動中很難將電臺調到正確的頻段,“曬衣繩”式天線也很脆弱。缺乏可靠的電臺使指揮連規模以上的行動幾乎不可能,因為戰斗一開始,各單位就無法協調他們的行動。規定的連排間的通訊方法是彩色的旗子。這個方法被證明不僅無用而且危險。除了在最佳的光照條件下,旗子的顏色很容易認錯。使用旗語也使排長極易被敵方識別并處于敵火力威脅之中。1936年秋,阿爾曼的部隊就立即摒棄了使用旗語的做法,并且其他部隊使用也不普遍。作為替代措施,坦克乘員被要求緊盯著排長車并跟著一樣做。排長車一般領著三輛坦克的排行動,但頭車經常被敵火力敲掉。蘇聯坦克兵的訓練并不完全令人滿意,更不用說西班牙人了,而且阿爾曼注意到一旦失去指揮員,乘員們很少表現出主動性。 

  通訊手段不足是坦克營在與友軍步兵和炮兵協同時感到困難的根本原因之一。如果說坦克和步兵間的聯絡是很差的話,那么和炮兵間則實質上不存在。缺乏坦克與炮兵間的直接無線電聯絡意味著坦克不可能得到炮火支援來對方最危險的敵人——反坦克炮。當坦克運動時,或距離稍遠時,電臺極少能正常工作。只能使用“摩爾斯”電碼,但卻鮮有訓練過的電臺操作員。

  紅軍理論家們并沒有因為西班牙的經驗而馬上放棄大規模機械化部隊縱深作戰的概念。以裝甲理論家諸如富勒,利德爾·哈特等的過高期望來衡量,坦克在西班牙的表現遠非令人印象深刻。但西歐的許多評價都是建立在不全面的對坦克在西班牙的使用情況的報紙報道的基礎上。報紙普遍有簡單化的做法,有時得到在坦克戰爭論中的極端主義者的推波助瀾,把使用“少量”坦克近距支援步兵的戰術作為大編隊坦克集群戰術的光明未來的可惡的對立面而否定其價值。這種簡單的兩分法掩蓋了真正的爭論。貫穿二戰,所有成功的陸軍都繼續使用裝甲車輛于密切步兵支援,不論是以德國國防軍的突擊炮營的形式,還是美軍的獨立坦克營,或是紅軍的SU-76團和獨立重型坦克團。真正的爭論是一國的裝甲部隊各個不同角色的分配比例應該如何。其次,并沒有在裝甲部隊的倡導者中進行過調查,究竟應該是在進攻中將大規模裝甲部隊直接用于突破還是先由坦克和炮兵支援的步兵完成突破,坦克部隊才投入擴大戰果。

  紅軍對西班牙戰爭的經驗總結概括在一份1939年的研究中。研究報告的開頭提到,西班牙戰爭的經驗是重要的因為所有現代作戰武器都參加了戰斗,結果很可能為所有的現代歐洲陸軍所研究。戰爭中特定的戰術方面的經驗得到了強調,包括步兵進攻對坦克支援的需求,步坦炮協同的需求,及沒有協同時坦克面對反坦克防御的脆弱性。關于坦克在防御中的運用,該報告以1937年的第1裝甲旅的幾個戰例為基礎,肯定坦克是就地反擊中的關鍵要素。研究報告在得出有關坦克部隊縱深作戰的經驗時非常謹慎,因為在西班牙沒有使用大規模的裝甲部隊的經歷。報告質疑面對準備良好的防御使用獨立坦克群能夠達成突破的可能性。紅軍總參謀部的觀點是坦克的全部潛力并沒有在西班牙表現出來,紅軍應該繼續尋求使用坦克的方案,大規模地,有充分的炮兵支援。1939年朱可夫在哈拉欣河成功使用機械化集群打敗了日本關東軍進一步增強了裝甲戰倡導者的信心。

  1938年紅軍重組了坦克部隊,擴大了4個機械化軍,改稱坦克軍。另外,許多分散的坦克營或團被整合成25個獨立坦克旅,并普遍將坦克排的坦克數由3輛增加到5輛。最后這項措施是西班牙的經驗的直接體現,因為許多來自西班牙的報告抱怨三輛坦克的排太弱無法完成大部分任務。

  蘇聯裝甲部隊從西班牙得到的戰術方面的經驗教訓的重要性不應該被夸大。波蘭戰役和芬蘭戰役前,蘇聯對未來坦克戰的研究傾向于使用一戰中的坦克作戰的例子,因為西班牙的戰例規模太小。在紅軍坦克部隊實質性地參加了1939年9月在波蘭,遠東的哈勒欣河及1939年12月對芬蘭的戰爭后,研究焦點轉向了這些戰役的經驗教訓,西班牙更被推到了后臺。例如,在1940年12月28日軍事委員會有關在現代進攻作戰中使用機械化集群的會議上(由西班牙內戰老兵D.G.帕甫洛夫將軍主持),并沒有提及西班牙,而討論了較近的涉及裝甲車輛的戰役包括哈桑湖,波蘭及芬蘭戰役。 

  如果說一些西班牙戰爭的戰術方面的經驗得到了重視,但更多的卻沒有。西班牙的作戰充分暴露出三十年代的坦克設計缺乏持久力的缺陷,及對更廣泛的坦克部隊內的技術支持的需求。但并沒有根據這些進行改進,這是由于大清洗的癱瘓效應引起了工業部門的停滯及軍隊的消極和抱怨。零備件的供應水平一直很低,剛形成的軍官骨干隊伍的技術能力也不足。結果,當戰爭于1941年6月爆發時蘇聯坦克的技術狀況差得令人震驚。仍然占紅軍坦克大部分的T-26和BT系列坦克,發動機剩余壽命平均只有75-100小時,占總數29%的坦克需要大修,即回工廠翻新。結果在1941年,在路上行進中機械故障損失的坦克遠多于戰損的。

  對坦克兵進行更好的訓練的呼吁也基本沒有得到回應。傳統觀念認為1939-41年紅軍的糟糕表現是由于大清洗的持續的影響,近來的研究卻揭示出在一支龐大的依賴應征人員及訓練很差的后備役的軍隊中引入新的技術和新的戰術所要面臨的各種困難。在1941年的戰斗中,蘇聯坦克兵表現出很差的訓練水平,師的記錄里記滿了有關他們不能完成簡單的任務諸如駕駛坦克,操縱火炮或進行基本的維護工作。 

  對大規模機械化部隊的生存能力最重要的指揮和控制問題一直沒有被提及。這部分是由于蘇聯相對于當時德國和美國在無線電技術方面的落后。雖然采取了措施發展新一代性能可供裝甲部隊使用的戰術電臺,但直到戰爭開始好一陣子才能夠供應,而且數量較少。因此以下事實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德國裝甲部隊的主要建設者之一的海因茨·古德里安將軍原先是一名信號軍官。無線電臺的特殊重要性,及總體的指揮和控制,是兩次大戰之間年代有關裝甲戰發展的研究中最不足的地方之一。

  紅軍在評價西班牙內戰經驗教訓時一個最大的失誤是在坦克-步兵協同方面。很難找到一份來自西班牙的蘇聯的作戰報告不以這樣的抱怨開始:“坦克-步兵協同很差”。蘇聯坦克兵對一般的西班牙步兵評價很差。這種帶著怨氣的觀點使他們忽視步坦協同問題,認為如果和紅軍步兵配合會好得多。但1939-40年與芬蘭及與德國戰爭的最初階段中明顯顯現出,步坦協同問題不僅限于西班牙。紅軍沒有進行增加步坦協同訓練的根本變革,忽視了改進步坦間通訊的需求。

  如果說蘇聯坦克部隊并沒有做好在規模較小的戰斗中的與步兵協同的準備比如在西班牙,那么他們對于縱深進攻作戰中的協同行動的準備更差。考慮到三十年代后期蘇聯卡車的較差的越野能力,紅軍既有的在縱深進攻作戰時用卡車運輸步兵編隊的計劃是很短視的,這在1940年的蘇芬戰爭中暴露無遺。用卡車前送摩托化步兵的嘗試因道路的堵塞而失敗。在芬蘭這部分可以歸因于嚴酷的天氣條件,而紅軍的卡車越野性能差又使情況更糟。認識到這一問題,此時的德國正在發展其裝甲擲彈兵部隊,而美國則發展機械化步兵營,兩者都使用半履帶裝甲車,能夠與坦克一起行動。步兵的機械化是二戰中蘇聯紅軍戰術的主要失著之一,被迫采用浪費的,生命代價巨大的應急措施,比如坦克搭載步兵進入戰場。西班牙暴露出來的步坦協同問題本可以成為促成步兵機械化的催化劑,但卻沒有。

  當紅軍中的專業軍官們并沒有放棄未來戰場上裝甲戰的重要角色時,后清洗時代的紅軍領導們卻持保守得多的觀點,這個領導層由從1920年蘇波戰爭起的斯大林的密友們組成,如國防部長克里蒙蒂·伏羅西洛夫。伏羅西洛夫質疑圖哈切夫斯基的縱深作戰的大膽遠見,更樂于打散大規模機械化集群,將其裝備“撒”到各步兵和騎兵師,把它們的作用僅限于直接支援。伏羅西洛夫和紅軍中的一些人把西班牙的實踐視為使用坦克的困難(甚至在近距離的作戰)的證據,堅持由乘馬騎兵在突破作戰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伏羅西洛夫推行他的觀點的機會是1939年9月17日蘇聯參加入侵波蘭。蘇聯裝甲旅在波蘭的表現令人失望。沒有遭到多少抵抗的入侵波蘭是1941年與德國戰爭前最大一次使用裝甲部隊,動用的有兩個坦克軍,7個獨立坦克旅,4個騎兵坦克團,6個步兵坦克營,總共4120輛裝甲車輛。戰斗損失非常小,只有42輛裝甲車輛。但在進入波蘭的最初幾天里,裝甲部隊由于機械故障損失了近百分之十的車輛,是戰損的十倍。在1939年11月的一次軍事委員會會議上,伏羅西洛夫提議拆散4個坦克軍,并得到汽車-裝甲坦克總局(ABTU)的頭D.G.帕甫洛夫將軍的支持。帕甫洛夫的支持可能與其在西班牙的經驗有關,但更廣的政治背景也不能忽視,尤其是大清洗的影響。在西班牙,帕甫洛夫沒有使用大編隊裝甲部隊的經歷,從來沒有指揮過超過一個營的部隊。他自己在西班牙從來沒有運用裝甲部隊取得過戰術突破,可以部分解釋他對使用大規模裝甲部隊的懷疑。但他也認識到,支持受斯大林信任的國防部長伏羅西洛夫,足以使自己逃過行刑隊的子彈(那正是其前任I·哈列普斯基的命運)。

  西班牙的很大程度上沒有被注意的教訓之一是坦克設計方面。對于T-26輕型坦克的性能,普遍感到滿意。她被認為是一種強健的有能力的戰車,與“可怕”的意大利CV 3/35超輕型坦克,裝甲差火力弱的德國I號輕型坦克及西班牙陸軍的老舊的雷諾FT輕型坦克比較,尤其出色。民族主義軍的兩種坦克都只裝備機槍,因此在戰斗中不可能打敗T-26,而它們的裝甲又太薄無法抵御T-26的45毫米火炮。T-26相對于意德坦克是如此的優越,以至于民族主義軍為繳獲每輛T-26懸賞500比塞塔,摩洛哥軍隊在這方面顯示了特殊的才能。 

  T-26的設計是在紅軍取得任何坦克戰的經驗之前,西班牙戰爭暴露出一些設計者沒有預見的重要缺陷。主要的是裝甲太差,于是馬上采取措施進行改進,在T-26S 1938型上使用了傾斜裝甲。在戰斗中,T-26的瞄準具設計非常不足,當關上艙蓋后,乘員(駕駛員)只能使用裝甲玻璃的觀察縫,炮塔人員只有一具視角有限的潛望瞄準鏡。乘員只有很短的時間來測定敵目標,尤其是小型反坦克炮,這幾乎是不可能的。因此乘員們一般都在作戰行動時開著駕駛員口蓋及炮塔口蓋,以獲得足夠的視界。結果,75%的坦克乘員傷亡是通過開啟的口蓋而造成的。1939年獲得的波蘭戰利品提供了部分的解決方法,紅軍在后來的坦克設計中采用了仿造的波蘭Gundlach坦克潛望鏡。

  在西班牙內戰期間,紅軍正在爭論替代BT快速坦克的新的騎兵坦克和替代T-26的新的步兵坦克的技術要求。汽車-坦克總局給出的技術要求是BT坦克的略加改進型,使用同樣的火炮,但裝甲略好,機動性有提高。T-26的替代坦克的要求也差不多,保留了同樣的45毫米炮,但改進了裝甲防護。紅軍沒有對坦克設計進行革命性變革的需要,但一些坦克設計隊伍并不這么認為。

  1938年的較早時候,哈爾科夫動力機車廠的設計隊伍出席了軍事委員會在莫斯科召開的一個會議,會上國際坦克團負責技術事務的指揮官助理,阿列克山德爾·維特洛夫(Aleksandr Vetrov)回答了有關在西班牙的經驗教訓的問題,包括豐特斯·德·埃布羅和特魯埃爾的戰斗。當他們離開時更堅定了自己的信念,即汽車-坦克總局的要求純粹是扯蛋!新的快速坦克應該有更厚的裝甲以防比在西班牙遇到的德國37毫米反坦克炮更好的武器的攻擊,并且應該有一門比T-26和BT的老式45毫米“鳥槍”更好的火炮。新的坦克就是1940年出現的T-34,一種革命性的設計并將成為二戰前期的世界坦克設計的典范。T-34替代了BT和T-26,因為新的T-50步兵坦克的發展很“幸運”地滯后了。當戰爭于1941年爆發后,T-50終于露面,但既昂貴又不如T-34。因此部署T-34來完成這兩種任務。 

  近來有關T-34設計源起的研究結果與一般認為的蘇聯武器設計是一種簡單的傳送帶式的過程的觀點不同,原來的觀點認為蘇聯軍隊根據其戰術原則提出要求,工業部門和設計局只是照此做出精確地反映文件要求的東西。如果設計局忽視了西班牙的經驗并按照軍隊的要求的話,下一代的蘇聯坦克就會是一種平庸的設計很象英國同時代的巡洋坦克。哈爾科夫設計局的行為是武器設計中成功的技術創新的卓越的體現——并有一種超越現實而預見到未來威脅的能力,坦克設計以此為基礎。從組織上來說,蘇聯的設計局有能力這么做,因為他們在設計過程中被賦予令人驚訝的自由度。他們的較小的規模也不會滋生影響紅軍的大型官僚機構的那種由大清洗及對未來坦克戰特征認識不足所帶來的麻木和無所作為。結果,在評價未來的技術需求時,坦克工程師們比紅軍更能有效地利用西班牙的經驗教訓。

  西班牙內戰被許多軍事歷史學家認為是后來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武器和戰術的試驗場。但是,在評估戰爭的經驗時必須小心。這場戰爭對裝甲戰戰術的意義經常被夸大,這些又常建立在戰爭中使用的裝甲部隊的規模及戰術目的的錯誤認識之上。在西班牙的蘇聯人指揮的裝甲部隊從來不想證明或是否定縱深作戰的理論,因為投入的部隊規模太小,無法完成這種集團軍或方面軍級別的作戰行動。然而,西班牙確實在技術,訓練和戰術方面提供了一些有價值的經驗教訓,其中一部分被吸取,許多則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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